那是个典型的布列塔尼式的阴天,北大西洋上吹来的乌云压在平旷的荒地上,一辆破雪铁龙在迂回的小路上行驶。“把东西交出来。”他扶着方向盘直视前方,我摸出一把枪。“还有。”
我走陆路回国是因为海路漫长,而我身携重要情报,这瞒不过他。
我用沉默表示拒绝。
“战争结束了,加兰中校,”他叹了口气,操起清晰的汉诺威音,“但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美利坚。”
那是他的祖国留给他的口音。这条路偏离了通往杜塞尔多夫的干道,或许导向一片适合秘密处刑的荒地。“我应该庆幸是你们接管了阿尔萨斯,时机恰当时我愿意见你们的指挥官,但不是现在。”
“你打算和他聊文学?”他惬意地笑起来。
法国游击队阿尔萨斯—洛林旅旅长马尔罗曾是一名作家,据此实在有理由说,诺曼底后德军回到齐格飞墙只是战略性撤退。马尔罗是否也像其他法国游击队长一样抽英国烟,满口“丘吉尔大爷”?是的。而我读过的法国文学只有《波斯人信札》,其他大抵不知所云。
我们谈什么?去年在里昂的一位被俘的游击队长令我印象深刻。那是五十开外的索邦大学犹太裔教授,因为伏击德军而被捕。我从盖世太保手里接过这桩案子,在简陋的审讯室里和他对面而坐。
“如果您答应此后不再进行类似活动,我可以保证……”
“不。”
他抬起一双睁的很大的眼睛,里头写满“你这个种族主义狂徒”。我们对峙着,衣冠楚楚的纳粹军官和褴褛憔悴的受害者,而他在我这个后生面前强调自己的反抗精神。
“我想存活您。您的情况可以作为间谍案处理,那样就有交换的机会。”我试图推进话题。里昂扼守法国南部,由此取道西班牙或意大利,可以打通直布罗陀和地中海。但游击队遏制了德军的方略,于是他被捕了,但解决问题不仅有杀人一个办法。
“不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我不会跟你们,德国人,作任何的谈判。”
他把嘴紧紧合上,好像除了用单音节来对话,眼神也能显得坚决。
我看过太多死亡,有罪或无辜,有的出自我手,我比这位教授更懂得人的意义。“您的地下活动太高调了,”我也直视他那双闪着火光的眼睛,那里饱含对真理的焦灼,但欠缺对真相的洞见,“您是否想过,为何您直到现在才被捕?”
“为何?”
我为这位本该尊为师长的人的幼稚而痛心,“即使两国交战,但我们首先都是欧洲人。”
他变得严厉起来,就像一位审查学生考卷的教务主任。“我不认为欧洲需要奴隶制度。”
他开始讲课,封建时代终结于人本主义,而种族政策和侵略和人本主义背道而驰,如此滔滔不绝。我的人文素养是比不过这位教授的。我知道的是他身为犹太人,几年来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,而身为游击队长,他的组织直到危及德军战略供给线时才被迅速批捕。
“我们一直在避免将您投入牢狱,但您却采用恐怖手段攻击战场外的军人。您所谓的人本主义,就是违背骑士精神的暴力?”
“那么您的正义呢!用毒气虐杀犹太人,迫害不同政见者,使欧洲陷入战争?!”他猛然站了起来,膝盖处破了洞的裤子里露出模糊的血色,使他接下来的话有了殉道者的意味,“我留在这里,就是要把魔鬼送回属于他的地方。”
由于纳粹政府的犹太政策,而对德国军人进行恐怖袭击,这和由于罗斯柴尔德之流的犹太富商带来的经济萧条,而屠杀东南欧的贫苦犹太人,二者的逻辑有何不同?我沉默地与他对视。如果自由都无法利诱一个人,使他交代罪行的办法便只有拷打。
“请坐吧,”我对他说,“您的腿不适宜站立,我敬佩您不假思索的理想主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