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明朝废除中书省和宰相，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百司职务，君主集权扩大，君意即国意。
但实际上，自朱元璋和朱棣之后，明朝皇帝都属于很懒的那种，让皇帝行宰相之职，批阅上呈的所有奏本，作出答复，根本就不现实。于是成祖朱棣设立的内阁制度，成为对君权的一种很好的补充。
明朝以前，宰相拥有决策权、议政权和行政权，设立内阁后，永乐皇帝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，议政权分给内阁，行政权分给六部。地方上则分三司，分管司法、军事、行政，直接对六部负责。
明宣宗朱瞻基时期，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：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，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，都由通政使司汇总，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，再交到内阁，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，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，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。
明代宗朱祁钰在位期间，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，自此之后，诰敕房、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，六部承奉意旨，内阁权力更大。
随后的天顺、正统年间，内阁实际上已经掌管六部，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。
在此期间，内阁大学士的票拟，十有会为皇帝采纳，就算偶有驳回，在经过修改之后还是能秉承上意，获得施行。
皇帝直接决定的奏本少之又少，即便在当前号称盛世的弘治朝，也是如此。
眼下的内阁大学士刘健、李东阳和谢迁，“……三人同心辅政，竭情尽虑，知无不言。初或有从有不从。既乃益见信，所奏请无不纳，呼为先生而不名”。
皇帝平日遇事不决。均与三人商议，甚至不称名字
家丑。若说《默庵集》是他早有准备，可伦、孙二人的墨卷，他是绝无机会提前见到，此子造诣不浅，若是直接令其落榜……”
“胡闹。”
李东阳话未说话，刘健先喝斥了一句。
刘健到底比李东阳和谢迁入阁早，资历深厚又是首辅，平日里谢迁和李东阳可以直接以表字相称，可二人对刘健从来都是充满恭敬。
刘健一听谢迁说让沈溪“落榜”，脸色阴沉，“若提前几日，此子中榜与否无关大碍，既今榜上有名，来日再中也非难事。但若已举其为会元，复令其落榜，那科举取仕岂不形同儿戏？”
李东阳和谢迁二人都站起身来，恭敬行礼，作出一番受教模样。
李东阳道：“还请首辅示下。”
刘健却摆摆手道：“陛下让宾之你来办理此案，老朽不便过问，以你平日处事严谨，相信你能妥善处置。时候不早，老朽先回府去……”
刘健似乎也意识到这件事情很棘手，若是提前知道士子会对沈溪被取为会元有这么大的意见，自然可以建议李东阳将沈溪除名，或者是列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，而不至于到如今被士子所攻讦。
但对于当事者李东阳来说，他可是亲眼见识过沈溪的才学的，本着不干涉内帘官取士的原则，既然下面推了沈溪出来为会元，他又认为确实没有问题，于是就给准了。
可这一准，还真出事了！
等刘健离开后，谢迁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笑着打趣道：“看来宾之兄此番算有遗策啊……”
李东阳心里多少有些懊恼，也是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如何应对程敏政泄题给唐寅、徐经二人上，那时候舆论并未过多牵扯进沈溪，他本以为将唐、徐二人除名，士子就可太平。谁曾想，取了一个十三岁的会元，却把舆论给点炸了，本来靠不上边的事，现在居然也传得有鼻子有眼。
李东阳拿起言官奏事的奏本，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能请陛下定夺，是非曲折，陛下方能公断。”
谢迁却不以为然。
内阁向来的规矩，下面有什么事，辅政的大学士需要给皇帝“分忧”，而不能添堵。内阁都处理不了的事情，直接上呈给皇帝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。作为三个辅政大臣中资历最低的，平日里负责草拟票拟，这事儿自然又落到谢迁身上。
谢迁拿起笔问道：“那这条旨，如何来拟？”
李东阳笑了笑道：“劳烦于乔你言辨一番……”
外间尝言，如今三位辅政大臣“李公谋、刘公断、谢公尤侃侃”，意思是李东阳以谋略见长，刘健擅于当机立断，谢迁则是能言善辩。
现在遇到事情，善于当机立断的刘健和善谋的李东阳都是一推六二五，反倒让谢迁来处置。
谢迁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轻叹道：“最好陛下还是留中不发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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